zt61读历史
──韩复渠曾视察青岛大学，由青岛市长沈鸿烈陪同。沈市长介绍时说：“主席，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你不必客气，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出人意料的是韩主席没有什么指示，他只嘿嘿了两声之后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
──当中共领袖得知白求恩染病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力抢救。周恩来密令上海地下党，一定要弄来延安没有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他必须的药品。地下党负责人万般无奈，最后硬着头皮去找上海闻人杜月笙帮忙，杜看了单子后半晌没说话。地下党负责人有些着急，一字一句地说：杜先生如果肯帮忙，我们是绝不会忘记的。杜月笙说：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浦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也是相当可畏可怕的。
比如在过去，中国人一旦在原始积累时昧了良心，他肯定会想办法弥补的。我们经常提到的案例就是，一些江湖郎中，走村串巷，一旦看上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子，他安下家，比如给井水里撒点药，让村里人得点病，他来医治，这样积累起家业；到了儿孙长大时，他要么做善事，要么劝儿孙搬家；为什么，因为他相信报应。
比如千家驹，浙江金华第一个共产党员，大经济学家，后来被批斗，他买一瓶二锅头到香山鬼见愁自杀未遂，说两句牢骚话，儿子都给他告密，他为此反省，认为是自己前半生狂热革命而泯灭人性的报应，他还说过吴□。深入在民盟内中共秘密党员吴□和盟内的左派批“章罗”之疯狂狠辣，使千家驹为之心冷。当他后来写到吴□时，说道：“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1997年10月11日，在纽约由中国大陆学者和留学生发起并主办的“辛亥革命纪念大会”上，金尧如拥抱着主讲人辛灏年流泪，这位有着近60年党龄的中共老干部、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痛言：“我少年时相信共产主义，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还相信共产主义，那就患的是老年痴呆症了。”
对这种因果论的敬畏，理解得最深的可能还是那些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人，那些对社会的其他成员有更多支配资源的人，比如毛泽东，他曾经流泪，因为他想到中国人说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去年曾流传的蒋公和毛泽东后人的对比照片，使人对因果论有更深的理解。我也经常引用俄国人的例子。当代俄国最着名的富豪之一，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物理学家，他在苏俄转型的年代发了横财，但他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我不能说我是一个绝对正直的人，是所有人的榜样。”古辛斯基承认俄国人的黑暗、肮脏和丑恶，“任何一个从1985年之前的这个国家熬过来的人，或任何一个1985年之后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是。我们都有对我们的孩子难以启齿的事。”这也是一个对因果有着敬畏的人所说的话。
说到因果论，你们可能还会想起北岛的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的诗在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响，也是因为他激活了中国人的历史感。这些史观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当然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所以，个人史观仍在党派史观的极权笼罩下发挥了自己微薄的作用。这些史观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不多，比如民国的时候有李宗吾的厚黑史观、梁启超的大历史观、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史观、雷海宗等人的史观。
最近二十年来，在个人史观方面有所阐述的仍是非常少的。我们数得出来的，柏杨的“酱缸”文化说，大家是很熟悉的，他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个大酱缸，不能流通，不重视活的生命。
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他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未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封建专制的历史那么长，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有一种超稳定结构。孙隆基的深层结构说，则是偏重于文化层面来揭示中国人的丑陋。
还有一种苏晓康的大陆文明说，即说中国文化属于大陆型文化，今天要开放就得引进海洋文化，就得习惯海洋文化。
这些说法大同小异，都是要指出中国人、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的不足，以求得更大进步的努力。他们都属于历史主义史观的范畴。
属于这一范畴的还有唐德刚和黄仁宇。唐德刚在宏观上提出了中国国体“转型论”之说，这一“转型论”在90年代差不多成了海内外社会科学领域最流行的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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