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Z8检讨概说
by 沙叶新
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连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开国元勋都做过检讨，连邓小平、陈云这样的辅弼重臣都写过检讨书，你敢说你没有？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下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少有幸免者。
我所说的检讨，不是孔子的"见不贤则内自省"，也不是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这些古之贤哲的检讨是自觉的，是无人胁迫的；他们的内省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功课，是他们正心育德的必需。
我所说的检讨，也不是真正犯了错误而应该做的那种诚恳的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曾被革命党人誉为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三大作风"之一，被视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革命胜利的好方法。
我所要说的检讨，是特指在集权体制形成之后，在洗脑剖心的思想改造中，在捕风捉影的政治运动中，在上纲上线的党内斗法中，即在强大的专制压力下，而不得不违心地向上级的领导机关、向单位的革命群众所作的"认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检讨。
这种检讨起先风行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少有不做检讨的，后经"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检讨规模逐渐扩大，高潮迭起，到了"文革"，已是至矣尽矣！
五十年代的检讨运动本是针对知识分子，到了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全国近半数的农村干部也检讨起来，这是这些参加过"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运动的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痛苦经历。
1966年爆发的"文革"，一开始也是拿知识分子开刀，打倒"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后来便将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派"，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员干部也大都戴了帽子、挂了牌子，纷纷做起了检讨。随着"文革"运动的越来越混乱和越来越荒唐，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批林整风"、" 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持续不断的红色荒谬中，社会各个层面，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学校、街道，全国上下全都被卷入这股恶浪滔天的狂潮。夏衍曾有一首改作的打油诗："闻道人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简明有力地概括了当时全民的彼此恶斗，全民的互相残杀。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节，每个人都是政治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结局的胜负也始终是由红彤彤的红方伟大棋手（旗手）所决定的。更荒谬的是昨日的革命动力，很快便成为今日的革命对象；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很可能你就被别人打倒。因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个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写检讨，一个月后这个人也许自己在乖乖地写检讨。这种地位的互换，像把每个人都筛过一遍，即便是从不参加运动的人，哪怕是住在医院的病人，只要你嘴还能说，手还能动，也硬逼你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而"晚汇报"的内容当然是深刻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所以"文革"中几乎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当时有句顺口溜："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说的就是检讨的疯狂肆虐，使得人人自危。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曾有过那么多的检讨者，其人数不是一万，不是十万，不是百万，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中国是个"检讨大国"，这便使得检讨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影响极为深广的现象。
二、检讨奇观
检讨在中国的极度蔓延，从下面的奇闻怪事中可见一斑。
１、检讨模范。辽宁诗人丁耶著有《检讨春秋》一文，说到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位姜教授几次检讨都无法过关。这也是检讨运动的惯例，检讨者从无只检讨一次就过关的，总会说你避重就轻，总会说你半间不界，总要让你提高认识，总要叫你深挖根源，非要逼你检讨到一点也不实事求是为止，才算过关。姜教授后经领导如此这般地启发和帮助，心有所悟，于是不得不歪曲事实，不得不颠倒黑白，硬把自己在白区写进步诗文检讨为"名利思想"，把投奔解放区检讨为" 投机革命"，把认真教课检讨为"和党争夺下一代"，终于被领导树立为检讨模范，并号召全校教师向他学习。这样的事例绝非个别。在检讨的集体大竞赛中，谁越不实事求是，谁越会胡说八道，谁就越有可能过关并被树立为检讨模范。这时的检讨已经不在于事实的真伪以及如实的分析，而在于"表演"对自己的彻底否定和对领袖的无比忠诚。虚伪性完全掩盖了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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