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z59 徐景贤
这种清正廉洁一方面是他的学养、他的家庭薰陶使他以不谋私利为荣，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官风社风民风比较地清廉。他在出狱之后，真诚地向文革中受过伤害（并不一定是他造成的）同志道歉，这也体现了他的正直和真诚。出来后，徐景贤很勤奋地读书，并且写出了一部比较真实的历史回忆录《十年一梦》，为研究上海文革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徐景贤以才气著称。他出生于一个读书人之家。家里有文化气息，有道德素养。他从小聪慧过人，他没有读过大学，解放初国家正需要他这样的青年，动员他先工作。由于家学渊源，高中毕业时已经能写出一手好文章。青年时代的他单纯得很，对社会主义有很高的积极性。在工作中，他写过剧本，写过诗，写过散文。他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后来当了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顺便说一下，这个写作组并不如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可怕。这里收罗过、或走出过不少人才。有的人当时就有些名气，后来成了文化名人。徐景贤文革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的一种革命行动，毛泽东专门发过电报，写过批文，称上海夺权为一月革命风暴。那时候，党号召学生大串联，号召全国各行各业成立造反组织，夺走资派夺权，号召进行革命的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号召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运动。总之，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浪潮一阵接着一阵，一切都由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部署着、领导着。文革到了中后期，许多人觉悟了，疏远了，淡出了。徐景贤却还是坐在那个位置上，从他的《十年一梦》看，他是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是在紧跟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积极地按照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自以为是在紧跟伟大领袖进行着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呢？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革命与反革命是非常容易变化的。陈独秀是党的五届总书记，后来一下就被说成是反革命托派，抗战时，又被延安方面说成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卖国贼。张国焘、刘少奇、高岗、林彪等人，一度都是党国要人，一度又成了反革命。后来毛泽东死了不几天，文化革命中被称为旗手的人也成了反革命。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委员徐景贤也就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骨干，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他后来获得了党的宽大，在期满前一年提前走出了监狱。
出狱后，徐景贤写出了回忆录《十年一梦》。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的。这样的书在大陆是不准出版的。《十年一梦》中有许多珍贵的史料，写得比较客观。不过，徐景贤对于历史沉浮的认识，我的感觉是没有超越。他有太强的负罪感。我总觉得他的反思并不深刻，对文革那些旧人旧事的认识还没有跳出老套套，没有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他还是把毛泽东周恩来当作神一样地尊重着，写到周恩来对他的器重、爱护，字里行间仍然感激涕零，对于毛泽东，仍然一付诚惶诚恐的心态。他不停地检讨着自己，贬低着自己。他是从文革结局为座标来写这本书的，因此不断地认罪检讨；有时是以文革时代的心态写的，因此，仍然有文革思维。他没有细细思考他为什么从一个中央委员、市委书记突然成了反革命，他没有细细思考路线斗争和犯罪究竟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他的书没有超越当年对神坛的膜拜。我觉得同样由革命家而沦为阶下囚的吴法宪的书要比他深刻得多。从书上看，他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他亦步亦趋地紧跟毛主席参加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原因党又要让他去登监狱呢？
徐景贤生前将自己的遗体捐给了医学事业。他似乎有一点赎罪的心态，有一种全心地将自己报效国家的意思。不过，令人失望的是，也许是有关方面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竭力限制告别会的召开，为了缩小规模，减少人员，特意安排了一个非常狭小的房间。据说有关方面曾要求有些徐当年的下属不要参加告别仪式。而作为接收他遗体的那家医院，对死者表现出十分的冷漠。别人将遗体都无偿地捐献给你了，你总得送束花表示一点敬意，总得供应一点茶水让告别死者的人们有杯水喝，总得准备几个凳子，让送别者有个地方坐。他们都是垂垂老人了。这个捐献遗体后的告别场所，竟然没有一滴水，没有一个凳子，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表示过一点感谢之情。也许他们以为，徐景贤是坐过牢的人，可以不以为然。一个人无论他生前如何，他最后以至诚之心捐献了遗体，接收遗体的单位如此冷若冰霜，使人感到一阵寒意。这家大医院对待遗体捐献者如此寡情，如此缺少人文关怀，这很有点像文革年代的医院，那时候，对待四类分子或者运动对象，医院是爱憎分明的，是不愿意为这些人认真治疗的。今天，对徐景贤这样一个遗体捐献者的态度，一定会使准备捐献遗体的人的内心多了一份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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