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z49往事如烟
这一天终于到来。清晨四时，我把鞋带打成死疙瘩，鞋跟别上别针，防止鞋子在拥挤中被踩落。一大早，学生们被汽车从四面八方运送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人群排成一个个方块，一望无边。十点左右，广场上奏起了东方红。“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汹涌澎拜的人流朝着金水桥方向拥挤挪动，然后由东西长安街分泄。拥挤中不断有人鞋子被踩落，发出尖叫。我死死拽住我的跨包，随着人流朝前涌。终于，我到了金水桥前离天安门城楼三十公尺的地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穿着绿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居高临下，偶尔向下面的人挥挥手。四周的人如醉如痴，拼命喊叫。我没有激动的感觉，只是随着人流移动，尽力保持身体平衡，以免被挤倒，同时，眼睛盯着天安门城楼。
这就是我们的红太阳？与天安门城楼的俏像相比，他身躯肥胖，满脸是肉，眼皮浮肿，看不出一丝慈祥。我找不到言辞来形容这种反差，心中一阵失落。
终于，我随人流出了东长安街。前面有个身穿绿军装的女红卫兵一拐一拐地走着，边走边用手抹着泪水。她一只脚穿着解放鞋，另一只脚上只穿着袜子。我忍不住纳闷：不知她这泪水，是为见到红太阳而落，还是为脚疼而流？
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天安门广场，再看一眼这昨天曾是红海洋的地方。广场早已人去楼空，只留下三五成堆的鞋子。
(五)
在北京见到了红太阳后，我接着去了武汉，长沙，广州。回到家，父亲仍在向革命师生们检讨，母亲仍在扫厕所。由于父母的原因，以往的同学朋友渐渐疏远，我在家当起了消遥派。
我买了一把二胡和一本二胡入门指导，开始打发时间。我从基本音阶把位和指法开始练习，学拉一些简单歌曲。渐渐地，我学会了良宵，赛马，山村变了样，赶集，三门峡畅想曲，还有江河水。我把世态炎凉和人间的不平倾注在如泣如诉的琴声中。
革命造反的火焰越烧越烈。人们分成了两派，许多家庭也分成了两派。我家住的院子里，左邻右舍有付书记付院长，还有教授讲师处长等。其中一位处长，老婆原为家庭妇女，如今她戴上了红袖套，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过去他们见到我父母，左一声院长右一声书记的，现在见面则板起了脸。他们有三儿一女，大儿子与我同年，二儿子比我小两岁，据说患过脑膜炎。此刻，他脑膜炎后遗症并发。他一见到我母亲和我们几兄妹，就高呼“打倒XXX”(我母亲)，还不断地朝我们家的窗户扔石头。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养了鸡。自从我父母被批斗后，鸡下的蛋常常不翼而飞；鸡也隔三岔五莫明其妙死亡。有一次，一只下蛋的母鸡突然死去，开肚破肠后，发现鸡的肛门竟被糌土和图钉堵塞。
一天，我坐在凉台上练习二胡，脑膜炎出现了。他先大喊“打倒XXX” ，我没理他，于是他开始向凉台扔石头。我一出去，他立即躲入隔壁一家支持造反派的付书记家里。这么折腾了几次，我终于忍无可忍。我盯着那家人门口，门一开，我冲了进去，抡起拳头对脑膜炎一顿猛揍。突然，我被人从后面死死抱住，他的哥哥不声不响地来增援了。脑膜炎愣过神来，从桌上抓起一把铁锤朝我猛锤，接着又掏出一把小刀朝我乱扎。小刀扎在我背上和手臂上，有一刀划破了我右边太阳穴，鲜血顿时迷住了我的右眼。
要论单打独斗，脑膜炎的哥哥决非我对手。这时被他从背后抱住，我一时无法松开。当其他人拼死把他哥哥拉开，那兔崽子已一溜烟躲回了家。我当时没有感觉疼痛，只有一腔怒火，此仇不报，势不为人。
我留意着这俩兄弟的行踪。一天中午，那兔崽子在大操场上玩，哥哥不在近旁。见此机会，我立即冲上前抡拳朝他揍去。挨了几拳后，他飞快地往家逃跑，一溜烟没了踪影。
下午，兔崽子的父亲气势汹汹地来到我家向我父亲告状，我父亲低声地赔不是。我一进屋，兔崽子的父亲立即指着我的鼻子咬牙切齿道：“你，你，你阶级报复！“ 那架势，恨不得把我一口吞下。
我也狠狠地盯着他。此刻如果他敢动手，我也将一拳过去。
从那以后，兔崽子再也不敢在我面前喊口号扔石头，哪怕他哥哥就在近旁。我们家的鸡也恢复了安宁。
(六)
一九六七年，全国各地分成两大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势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振天动地的口号声中，两派起初是磨擦，后来发展成武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在那百般无奈的岁月里，我认识了几个高三的同学。我们常常在一起下棋打扑克，一起爬山，一起发牢骚，很快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当时我们都是消遥派。
我所在的 G 市，造反派是多数派，占压倒优势。一天，在一场辩论中，一名持保守观点的小学教师被造反派扔到湖里。他挣扎着游到岸边，又被扔了下去。再挣扎游到岸边，再被扔下去。后来，他被捅了两刀，沉下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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