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z25倾听历史


么特别感觉,甚至还竭力拥护。而学校作为党的教育阵地,教师作为党的螺丝钉,从小就向学生大力灌输阶级斗争的理论,仇恨的种子早已播撒在每一个学生的心中,党教育他们要仇视阶级敌人,这敌人可以包括自己的亲人,当然更可以包括自己的老师。文化大革命只是把年轻学生们的病态思想通过打老师这样的“革命行动”更极致地表现出来罢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文革不能只是骂林彪四人帮,今天的教育界人士在反思文革时,不应该只是哭诉,而要通过自己的惨痛经历,唤起人们对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反思,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让校园远离政治,让孩子远离仇恨,让下一代对社会多一些包容之心博爱之心,那才是真正的有大智慧大勇气的表现!也更有现实意义。当然,我绝不反对控诉和追究文革暴行的领导人责任,但过分强调某些人的责任,反而会妨碍对整个体制和国民素质问题的探究,而且这也确实不符合历史。

  例如对镇压64,镇压** *,当然应该追究邓小平(***)的责任,但我们也得承认,在这两个事件中,体制因素多过个人因素,这个政权无法和平解决与人民的冲突,暴力镇压是它处理这类事件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现行体制也使当权者能轻而易举地进行暴力镇压!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你我当权难道就不杀吗?我们现在怀念***,我也敬重赵先生,他是一位极有风范的大陆领导人。但我们也不能忘了,赵当时是二把手,是臣,作二把手与作一把手的心态是不同的,当臣与当君的想法会不一样的,如果赵当初处在邓小平的位置上,对64的看法和做法会怎么样?他身边人对他会施加什么影响?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承认,大屠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政治家的良心是靠不住的,只有从体制入手才是治本之道!而我们的国民,在共产党几十年洗脑教育强奸作爱教育下,基因已经变态,屈从暴力,迷信暴力,迷信暴力下的秩序,也在变相鼓励政府内政依靠暴力的倾向。许多人,都试图论述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有强调文化程度低的;有强调贫穷的;有强调人多地广的;有趣的是,他们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真正危害中国人享受民主生活的,可能就是这些共产党给中国人造成的变态思维。邓小平曾经说过:“足球应该从娃娃抓起”,结果已经证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位总设计师不务正业呀,他真正需要说的是“民主人权应该从娃娃抓起”!

  我有一个亲人,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代老公安,57年因为在内部会议上对镇反肃反提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意见,落入陷井,被党妈妈打成右派,从此几十年颠沛流离,受尽磨难。就是这样一个人,深受暴政迫害的一个知识分子,当年同我谈起伊朗局势时,却强力主张巴列维国王应立即暴力镇压正逐渐蔓延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特别在德黑兰电影院纵火案造成百多人惨死后,他唾沫四溅手舞足蹈地叫喊:“这就是一个机会,以这个案子为借口,全国戒严,杀他一大批,一定可以把局势稳定下来!”那情景,几十年后我依然历历在目!   我无言以对,我无法理解,他是暴政的受害者,却站在独裁者立场上考虑问题,为一己之私,发动大屠杀杀鸡儆猴当然会有效果,但那是管理畜生的办法!而且当杀人成为吓阻老百姓的手段时,什么时候宽大无边,什么时候又扩大化了,这全靠统治者的自我感觉!看他需要多少人头!冤假错案是不可避免的!那是没有任何节制的暴力!他蒙过冤受过难,也亲身经历过镇反肃反,他不可能不明白,那种局势下大屠杀的效果和会给无数家庭带来的痛苦。他曾给我讲过,大镇反时,他们根据邻居的检举逮捕过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教师,罪名是用收发报机同台湾联系。逮捕的时候。老师家中幼女惊恐地抱着父亲的大腿,哭喊着不让带走,这件事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位倒霉的老师很快就被处决了,而那个所谓的罪证,在上交后被证明只不过一台普通的收音机。这个案例在公安局内部通报,却始终没有告诉受害者家属。也没有什么人为这件事受到处分,但他对这件事愧疚终生,他平反后还曾多次找到女儿,想把这“国家机密”告诉她,让她去要求平反,但每次面对那平静而又陌生的中年妇女时,他又不知从何讲起。

  我理解他的内疚,所以我更难理解他为何还如此热衷于暴力,这是一种人格的分裂。许多中国人都有这种人格分裂,身为草民,连最基本的权力都不保,却随时准备向他人扔原子弹!也许,共产党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弱肉强食,强权就是真理,存在就是合理,许多中国人就相信这个!其它的都是妇人之仁,虚的假的!人民的这种思想等于是给了统治者随心所欲发动大屠杀的特权,64时学生直指邓小平的儿子搞官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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