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z21不得翻身
那个初夏的夜晚原是很静美的，敬亭山农场坐落的丘陵地带有成片成片的桃树，马上就能收割的麦子散发着暖烘烘的、有点叫人头晕的野香。天空清蓝，月亮跟星星离我们都很近，收工回来的邻边的农场工人家里冒着炊烟，把茅草的薰味播送到近近远远的四处。母亲没有生火做饭，她给我泡了一碗锅巴，自己到屋后的草地上去哭诉。我对此已经习惯了——恐惧地习惯了。自从父亲三年多前病逝以来，每逢遭遇到自己没办法对付的难事，母亲唯一的去处，便是到亡父的坟头上（如果路近的话）或者一片四周无人的荒地上，去跟父亲的亡灵哭诉。母亲相信父亲在地下能听得见她讲述的一切，所以哭诉得实实在在、仔仔细细。末了她一定会埋怨父亲为什么把这样重的一副担子推给了她，让她这么一个一字不识的没用的人活在世上，照看他的唯一的骨肉（指我）？为什么不让她去顶替了又识得几个字又有一份正式工作的父亲去死？老天为什么瞎判人的生死？
第二天母亲开始收拾东西，稍微有点用能带走的，打起包；不能带走的，送给了四邻。几天以后，母亲领着我离开了国营农场，又开始了几近讨饭的生涯。两年多以前，我们母子俩就是从几近讨饭的境地来到这家农场的。在母亲送四邻东西的时候，邻居劝她不要舍了农场出走，这里好歹有一口杂粮糊饱肚子。母亲说她晓得，三年大饥荒刚刚熬过，谁还敢看轻了有口杂粮吃的日子！可是母亲有她的担心，对邻居说了，大家也无言以对：“我孤儿寡母，张书记要你的命，你也只好给他。小歪头（我在乡下时的别名）大大——金宝圩的土话，即‘爸爸’——只有他这个亲骨肉，临死的时候托付了我，做牛做马也要把他带大。呆在农场里张书记把这孩子打成残废，我也没的地方去告状。”
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不是套话，真是任谁也想不到——，不过五、六年的光景，张书记的老婆竟然哀求我接见她！母亲一辈子受人欺负，对所有的落难人都一律同情，要我赶快答应下来。接见是在宣城北门的一间卖豆腐的小店铺里进行的，是在一个阴冷的冬日的上午。人高马大的张书记老婆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大女儿和小儿子，让我看在她孩子们的份上，帮她家说句话。“你晓得，”她说，“老张他死了。”她挽起破烂的外衣下摆擦擦眼睛，双眼完全失去了光彩，往日里令农场大人小孩不敢仰视的又冷又辣的光彩。
张书记的死讯我也是得悉不久，据说——我在这翻天覆地的“文革”高潮风头上，忙得根本顾不上去敬亭山农场——他是被农场造反派连连批斗而病死的。造反派们对这位走资派施加了比对其他的走资派酷烈得多的惩罚：给他戴的高帽子特别高，顶着这么高的帽子游街示众，一不小心掉下来，就会挨耳刮子。有时侯给他挂的牌子是用特别厚重的木板做的，钻两个孔，细铁丝穿过去，挂在脖子上，批斗会开两、三个钟头下来，颈子的皮肉都磨破了，渗出血滴。天不冷的季节，还会罚他穿一条单裤跪在尖细石子地上，向所有受过他种种欺压——辱骂、捆绑、关押、毒打——过的农场工人和家属们请罪。张书记刚开始的时候还咀硬气傲，不主动向他往日视同农奴的下属们下跪请罪，造反派就强按着他的脑壳，一脚横踢他的内膝，便扑通一声倒地。几次下来，他就学乖了，要他怎么跪就怎么跪，要他怎么骂自己就怎么骂。据说他的血压与日俱增，人瘦得像根枯藤，可面容浮肿。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没能挨过，“翘辫子”了。
“老张他以前迫害革命群众太多，民愤极大，死有余辜，我们全家坚决跟他划清界限。”张书记老婆像背书一样熟练地说着那个年头无数的黑帮、走资派的家属都不得不说的话。“不过，”她的眼泪又淌下来，“他死后的丧事，我们家请求造反派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办。”原来，农场造反派得知张书记死了，不让他的家属立刻入土安葬。据说造反派头头们为此专门开了会，作出革命决定：把张书记家那条咬过许多农场职工和家属的大狼狗给打死，与张书记合埋一个土坑，泼上猪血人粪，这叫做“恶狗伴恶人”。
在那一片乡村，按照代代相传的信念，一个人死了若是与猪、狗之类的畜牲同葬，又泼上血粪污物，死者就永远不得转世为人，而会一轮一轮作猪狗，死者的子女后代也永不得好运，像猪崽狗崽一样卑贱，任人宰割。文化大革命中每天都呼喊的一句口号：“把某某某（走资派的名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敬亭山农场的造反派们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用这个葬法来具体落实“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革命造反判决。张书记老婆就是为这事来的，她求我去跟农场造反派头头们说说情，不要让张家的子女后代因为张书记生前的作孽而落到永世不得翻身的境地。张书记老婆说着说着，就要让她的女儿和儿子对我下跪哀求，我母亲立时挡住了，说我一个孩子受人跪拜，会折阳寿的。张书记老婆马上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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