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16 挨不住 跳河
挨不住，就跳河吧
by 思亲
一九七四年夏天，学校里还住着军代表，老师们过着“走钢丝”的日子。
一天中午，传达室的王老头来到我的窗下，小声招呼我说：“李先生，有你的电话，是从美国打来的。”我脑袋轰的一下，好像被人打了一槌是的，昏昏的几乎跌倒，“什么？什么？老王，你别开玩笑了，我这个‘特嫌’就差美国关系了。”在走往传达室的几分钟里，我脑袋里立刻浮现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逼无奈的交代： “解放后失掉联系的三个兄弟可能是去了台湾吧！”就这一个“可能”，我们全家遭难，上至父母，下至子女，我立刻成了莫名其妙的特嫌。如今这突如其来的美国电话，岂不是祸从天降？
用颤抖的手拿起电话筒，对方说：“喂，二姐吗？我是小亮。”我已木然，真是大弟的声音。那是抗战时期，大弟十五岁离开北京到后方去上学，我们分别已三十年。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可松访华后，才有了卫星电话，可是民间通话，却是件希奇的事。对方却真是大弟的声音，我本应高兴，可是我怕啊，怕极了，我的心在流泪……
“二姐，你好吗？生活怎么样？你怎么不说话啊？”小亮，我想你，你的声音这么清楚，是不是在北京呢？当时，我多么希望这声音来自北京。
“我在美国，是在纽约家里给你打电话，咱娘呢？她好吗？”这句话引发了我的抽泣。
“娘不在了……”
“什么？什么？什么时侯去世的？得的什么病？坟在哪里？”一连串的问题，声音嘶哑的大弟哭了。
“是心绞痛，坟在老家……”我还能说什么呢？大弟哭的更厉害了。
“怎么会在老家？在北京咱们土生土长的，怎么会埋到老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回答他呢？在为难中，我编出了谎言。
“在北京，人死了只能火葬，到农村可以土葬，娘怕火葬，所以早已安排去世后葬于农村。”我们姐弟隔着太平洋痛哭失声。我脑海中又映出文革中的悲剧，一幕，一幕……。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一群红卫兵来到我家，抄了家，给娘剃了头，当时就逼着娘回农村劳动。娘呆呆的，没有眼泪。我给娘戴上头巾，拿了两件衣服。当时娘已经七十多岁，我写了张小纸条，塞在娘的口袋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希望好心人在发现意外时，费心给我稍信儿。我又小声跟娘说：“如果在路上挨打，受不了，你就跳河吧！”这就是平素最孝顺的女儿给母亲的临别赠言。
母亲出发时，后面跟着一群红卫兵，他们是学校工友的子女，还有一些是老师的子女，因没考上我们学校而到外校去上课，对学校怀恨在心，如今是报仇的时侯了。
学校离开火车站有二十多华里，一行人全不许坐车，母亲虽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一路上仍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我陪着娘走，我的背也被宽皮带抽的血水、汗水、衣服都沾在身上，火烧火燎的痛啊！路上围观的人很多，这群刽子手更得意了，大声的狂吠着：“他们是李鸿章的后代（乱扣帽子），该杀！”我耻笑这群魔鬼，我们什么也不是，只因祖父是前清翰林，出身书香门第，没有一亩地却被诬为“地主”。
忽然，一个声音传来“：你们不是叫她下农村劳动改造吗？就让她上车快走吧！”谢谢这位好心人救了娘和我。上了公共汽车，有坐位不许坐。到了北京火车站，那里是人山人海，剃了光头的、挂大牌子的，到处是血淋淋。还有拖着打死的人，往地下室扔。我带着浑身血汗排队买了票，送娘上了车，娘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掉眼泪，可是娘身上的血汗湿透了衣裳。上了车，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心如刀割，娘终于脱离了这魔窟，娘啊，祝你一路平安。
没多久，我收到电报：“汝母已故”。冒着与“阶级敌人”不划清界限的罪名，我赶到两千里以外的老家，娘躺在一个柏木棺材里，那是土改时真地主的寿材，如今给了这个假地主。
农协主席一位老农说话了：“当年他祖父在世时，可没少给咱们乡里办好事，老人们都没忘记，如今咱们要帮助他们。”村里出坟地、出车、出劳力挖穴！我感激农民的纯朴，感谢他们的无私情意，就这样，娘安息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永远忘不了娘的最后一面，是慈祥、无怨、无恨与无奈。
这些事只能闷在心底，这是文化大革命，是社会问题，是中国事。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我不能讲给大弟听。
“二姐，我想跟爸爸说话，他还健在吗？”
“爸爸活着，可是他聋了，听不见，不能接电话”，
“为什么？为什么聋了？”
“人老了，一点也听不见，他住在我这里。”
脑海里又浮现了悲惨的片段，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军人，敌伪时代留在北京赋闲在家里，不肯为敌伪作事；解放后在家里安享晚年。文革风暴来临，历史是抹不掉的，不管有无罪恶，一律是“反革命”。父亲喜欢的古玩、字画，破四旧时遭一扫而光。挂牌游街，最后红卫兵逼他喝下“敌敌畏”。当我到家时，他已被打得皮开肉绽昏倒在地，伤口上还被撒了盐和烟灰。我忍着悲愤，借了手推车，把爹推到部队医院。医生先问：“什么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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