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n31平反六四
人事处长皱起了眉头，拨通了给校长许智宏的电话：“按中央新规定，这些流亡学生领袖可以回国探亲、经商、执教，但是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可是如果放虎归山，谁知他们会干些什么，又给我们惹麻烦。”许校长马上回答：“你说得对，我们就以相关专业没有招聘教师名额来回应就是了。”
刘晓波的家里，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来一听，居然是北师大中文系主任打来的，他兴奋得声音都发颤了：“主任，你收到我的信啦？”“是的，”系主任并不激动，“刘博士，啊，不，刘老师，我们很认真地研究了你的要求，可是呢，我们现在聘请一名教授，要看研究成果、研究领域，你这几年写的这些文章，都很好！都很好！可就是不属于本系的研究领域啊。我们中文系总不能专门搞个‘反对独裁’教研室，也不能搞什么反对专制的研究课题，那也申请不到钱是不是？您是不是上网看看本系搞的主要研究，写些相关的书再联系？”刘晓波叹口气挂了电话，两行热泪挂在脸上。
（四）
六月四日。
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数万群众。他们臂戴黑纱、胸佩白花，高唱国际歌。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升到旗杆顶端，又降到了一半——中国政府把这天定为国民哀悼日，纪念六四死难者。
万安公墓的一个角落人声嘈杂，这里集中了数名六四死难者的坟墓，不断有人来送花圈，一名教师带着少先队员打着军鼓也来了，他把入队仪式搬到了这里。新队员向墓碑庄严敬礼，宣誓“继承先烈遗志，做党的好孩子”。里面只有一个顽童在指指点点：“我爷爷的墓在隔壁，以前我们来扫墓，我爸都不让我来这边，说这里都是暴徒……”他的话被辅导员听见了：“有的同学思想很不端正，从来不关心时事，不懂得怎样跟党走……”
（五）
国务院信访办。
门前排满了六四死伤者家属。这天来的一群家属很特殊，他们拿的都是医院开的“因病死亡”证明，死亡日期都在1989年6月4日到10日之间，信访办内部称她们为“特殊难属”。
一个大妈红着眼圈说：“我那孩子是下夜班路上被戒严部队打死的，那时候我们怕他白送了命还摊上暴徒当，就叫医院给开了这证明，谁想到你们一平反，一抚恤，就没我们份了，这可太不公平了！”又有一个大爷挤上来说：“你儿子冤，我姑爷更冤！他在厨房里烧开水，就被窗外飞进来的子弹打死了！”“就是！就是！”后面一群大爷大妈都喊了起来。
工作人员连忙安慰：“大家不要吵了，只要你们能拿出证明来，说你们的亲人是戒严部队打死的，或者还能找到当初的医生作证，我们就帮你们解决问题，行不行？”“那证明让我们哪儿找啊？这不是在踢皮球吗？你们要是不还我个公道，俺们今天就不走了！”
办公室主任情急之下，拨通了温总理的电话，说明了情况以后，话筒那边传来总理坚定的声音：“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主任放了电话，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
几天后，余秋雨的《含泪劝告特殊“难属”》传遍网络。余大师用他饱含激情的笔触写道：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你们1989年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六）
环球时报编辑部。
编辑们正忙着整理世界各国传媒对中共平反六四的反应。一位编辑从电脑画面上将一个大标题扩大了两个字号：“CNN新闻评论员卡弗蒂高度评价我国政府”。这则消息称“原来咒骂中国政府是goons and thugs 的臭嘴卡弗蒂，在我国政府光明磊落的态度面前幡然悔过。他在最近一次节目中称赞中国政府是举世罕见的诚实的政府，中国共产党是有顽强生命力的政党。”
（七）
日本东京近郊的一所公寓。
门敲开了。来人热情地握着老郑的手：“大李介绍我来找你。”
“大李？你有什么事？”
“你不记得了？六四的时候你和大李一起到木樨地堵军车，大李说你是他的老战友。”
“什么战友，难友差不多。”
“是这样，大李现在成了和反党集团作斗争的英雄人物了，我们要组织些人作报告，不仅在中国做，也在外国作，大李就推荐你了，你可以用日语跟日本人讲讲我们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事迹，长长中国人的志气。我们已经租用了东京中心的一个礼堂，准备……”来人滔滔不绝。
“这些嘛，我也不知道日本人有没有兴趣，关键是我不是什么英雄啊，大李也不是，他跟我一样，当时听见解放军枪响，腿哆嗦得就像弹棉花……”
“你到底爱不爱国？”来人彻底激怒了。“你要来也得来，不要来也得来！”几个壮汉驾着老郑的胳膊就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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