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N12复活
著的同学面面相觑，好象干了亏心事。这表现不算离谱，有位仁兄在厕所里发现擦
屁股纸是印有语录的，生生捞了出来洗干净交给组织。
在部队全团开大会，安老师私下对我说，你穿得漂亮一点。他大概是不便直说
，你为什么穿得那么难看。可我当时想了又想，却是不知如何能漂亮。那年头发布
票，每人每年一丈二尺，只够做一套衣服。经过了文革洗礼，又在农村多年，我哪
还有漂亮的概念。春节去买减票布，就那么三两种花色。挑来拣去，买了种布做棉
袄罩衣，芝麻酱颜色，麻将牌图案。另一件罩衣全黑色，上面有点十字的彩线。我
知道那不好看，却也不以为丑。我们跟著安老师，和小分队的演员一起巡回演出。
黑衣服蓝衣服坐在军人中间，而安老师和首长们谈笑风声。首长们谦恭地说，欢迎
安教授来我团指导工作。安老师更谦恭地回答：我们是来学习的，来锻炼的。
我看著安老师坐在主席台上，心想，如果他穿上军装，会有多么潇洒啊。他像
是法庭上的聂赫留朵夫，对周围的官员有种屈尊俯就的姿势。他高出那些一般个头
的首长，他的温文尔雅更是军人所没有的。他的笑里洋溢著什么呢？那与其说是谦
恭，不如说睥睨世俗的傲慢吧。我还想，如果我要找男朋友，我的男朋友就应该是
安老师这样的，聪明、有教养，潇洒傲慢。我在年级里虽然有男生朋友，但那终不
过是友谊而已。他在城市的女友等待著他，这限制了我们的交情。而我后来选择的
丈夫事实上和安老师没有半点相象，正如和我心心相印的男朋友二十年后和当年有
约的妻子坚决离了婚。而当我们再碰到一起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长
得这么胖了？
我在心里说：你怎么长得这么胖了？我还想问你呢！我眼睁睁地看著这位从商
后有了明显体征的友人。二十年前，我们何尝知道，生活里等待著我们的是什么，
它又会如何改写我们。
四
七十年代末，急剧的变化真正开始了。我从矿山考回母校，研究生毕业后留校
。安老师是最早提拔的教授之一，他开始带俄国文学的研究生，成了一家外国文学
研究的主编。我的那些落草乡下的老师都回到了城市，那位放牛的老右派，原来是
全国知名的社会学家。他频繁地应邀出访，回来时神采飞扬，忙乎了两年猝然去世
。
毕业后我接的第一项工作是带学生实习，那是七八届的学生，有十多个人，有
的比我年龄都大。我们到了一家普通中学，每天我跟班听课，晚上检查学生备课情
况，早上最早起来，七点半以前督促学生都到办公室准备上早自习。一个月里让每
个学生都过了讲课关，周日回去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几乎要散架。
回到学校开始总结教学实习，一个消息在系里流传，开始人们是交头接耳，后
来就言之凿凿。在系里集中的时候，安老师走进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脸上，
他的脸色晦涩，谦卑地低著头。人人都在传著他的丑闻：他指导的实习小组里，一
个怀孕的女学生跟他请假，他竟和她发生了性关系。系里党员大会上，一位上了年
纪的老教授用拐棍敲著地板说：禽兽啊，禽兽！
安老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撤消了主编职务，好象教授的职称也给临时掳了。
这后一出是很奇怪的一种处罚，总之他是一下子从令人敬慕的位置上跌下，变成耻
辱的化身。我看著我学生时代的偶像，不可解释。安老师好象破碎成了两个人，一
个是我熟悉的，亲切而潇洒的安，那个骄傲的俄罗斯的灵魂。在我大学毕业的最后
那年，文革结束了，安老师给我们上俄国文学课，讲到《安娜·卡列尼娜》，讲到
《复活》。我不能忘记的是，他讲课从不看台下的学生，而是侧著站，脸冲著窗外
。他经常看著窗户外面，我们也就全都拧著脖子看著窗外。教室有那么大的窗户，
玻璃明亮，像张大的眼睛，映入一方方晴朗的蓝天。风很暖，越来越暖，树上的绿
叶浓郁得发亮，果实膨胀著。安老师的灵魂一定也在风中膨胀，他的声音和春风一
样柔和。在遥远的俄罗斯，农舍的门开了，所有的人向尊贵的公爵伸出手臂，他们
贫穷，公爵将放弃自己的田园……可安老师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故事讲完，我们那
残余的学期多么短暂啊。
不过几年功夫，安老师犯下人们最不愿意饶恕的道德错误。这简直是吃饱了撑
的。为了那方寸之地的淫乐，他简直疯了。他一度那么成功，才华和傲气都写在脸
上，现在则不声不响地坐在全系大会的一角，活像一个麻风病人。没有人和他搭腔
，散会时，他一人佝偻著高高的个子走出门去。
我对他的丑闻真相知之不详，反正没有人说他受了委屈。而在我听到的议论中
，关于安老师的过去，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在五七干校，安老师和一位教授上下铺
。这位教授大被蒙头，切开自己的手腕，人们听见被子里有咕嘟咕嘟的声音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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