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6三十年疑问
埋在心中三十年的疑问
，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 其残忍令我极为震撼。 黄巢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特例， 比黄巢更残忍的历史记载比比皆是。例如，“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 再如“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
这种农民起义时的茹毛饮血，令我困惑。我们除了假设中国农民天性的残忍以外，就只能假设在空前严酷的生存条件下极制的不公平造就的一种极制的对抗。我在反复思考后宁愿接受后者。也就是说这种对于不公平的敌意其实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是一直存在的，在那里默默地日积月累。 几十年的生活告诉我，人可以在一起无怨无悔的共同忍受贫穷，但是人很难长期在一起忍受不公平。除非是在铁链枷锁和刺刀下，不得不去忍受强加的不公平。
(五) 罪源是不公平的制度
我在 “找到自己，丢失了中国”(正在写作)一文中这样写道：“ 当我被社会的大厦压到最底层的时候，我仰望这个压在我身上的巨大怪物，它的充满血腥斗争的顶峰，它的密密麻麻的身子上努力向顶峰爬着的芸芸众生，和那被压在最底层的像我一样在呻吟在挣扎的辱弱生命，令我战粟”。
是的，在这个社会的大厦上，今天已经远离大厦的底层的我，仰望比我高的上层时，对它的贪污，腐化，穷奢极欲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 我在大庆工作的时候已是脱离“穿着满是窟窿的衣服，在冰雪覆盖的荒原上顶著北风行走的”劳改生活有一些日子了。我也算是一个吃国家饭的技术干部，相对于被农村户口限制在土地上，没有国家粮食和医疗保证，而且必须在统购统销的掠夺政策下以极其低的价格将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国家的农民来说，我也是压在它们身上的那个大厦的一部分。虽然在我的上面，我也被大厦的沉重压得气也喘不过来，但是这些，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我也无法苛求他们明白。他们对我的敌意至少不亚于我对当今贪污腐败官僚的敌意，我想，我不属于他们那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如果我在那场火中被烧死，他们不会有任何同情和自责，就像我看到那些贪官污吏被送到监狱，不会有任何同情一样。
罪源是不公平的制度。
农民不懂得复杂的道理，不懂得高深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们不会对不公平，对压迫，对歧视，对愚弄不懂。也许是以他们的麻木，他们的迷信，他们的宿命在接受它，忍受它，同时他们的敌意和对抗也日日在默默地累积。这种敌意和对抗，在一般的日子中，被国家的武装压制在那里，不能像烈火那样燃烧起来。但是一旦灾荒到来，农民无法生存时，亿万农民反正是一死时，他们就会像密密麻麻的蝗虫一样向社会的大厦冲去，虽然一片片，一排排的倒下去，更多的又会涌上来。尽管历史上大部分的农民反抗都会被正式训练过的武装和铁骑镇压下去，但是一旦农民的反抗冲出一个决口和通道的时候， 他们就像洪水决堤一样向大地冲去，那些压抑在他们心中千百年的屈辱和不公平也就滚滚地像洪水向文明冲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这种愤怒和撕杀，于是中国历史上的茹毛饮血和残忍也就又一次洗涤和震荡中国大地。
但是这种仇恨、洗涤和震荡怎么能够结束不公平？它只是开始了一轮新的不公平而已。中国的历史不就是像一头无理智的野牛在这种压迫和杀戮的轮回中冲撞，找不到出路吗？
是的，一切罪孽不是源自于人的贫穷，不是源自于人的富贵，而是人不能忍受不公平。
穷无罪，富无罪，不公平有罪。
建立在不公平上的稳定和和谐只是一个假象，即便它用刺刀和坦克维持着，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使我锲而不舍地不可控制地去思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途径？它能给中国带来相对的稳定和和谐，而我三十年前的那次小小的惊险只是那个表面上的稳定和和谐的一次小小的网破鱼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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